钟岳文

《商君书》　石磊　译注　中华书局　2011.10

研究商鞅变法的必备之书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先秦法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主要阐述了商鞅及其学派的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也涉及秦国的一些政治、军事制度。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本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名鞅。后因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把商（今陕西商州）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商君”，后人便称他为“商鞅”。商鞅受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的影响，“少好刑名之学”，形成了自己对“法”的独到认识。公元前361年，他听闻秦孝公下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几经磋谈，得到秦孝公重用，并于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先后两次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成效显着，让当时偏居中国版图西北角落、一度被“以夷狄视之”的秦国一跃而跻身富强国家之列。但变法触犯了许多权贵的利益和特权，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公子虔等贵族诬害，最终被车裂。商鞅虽死，其法未灭，此后历代秦王遵循其法，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也与商鞅变法奠定的坚实基础有很大关系。正如秦朝丞相李斯所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不仅如此，商鞅的学说还被后世法家，如韩非等人加以利用和改造，使其对加强君主集权，整顿封建国家官僚机构，推行“法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人们提到商鞅、提到改革首先会想到“商鞅变法”，可见其影响力之大。而商鞅的思想和变法理论则记载于《商君书》中。

《商君书》现存26篇，其中两篇（《刑约》《御盗》）有目无文。作者旧题“商君撰”，但书中提及史事，最晚的是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此时商鞅已死近80年。另据后人考证，像《错法》《徕民》等篇也非出自商鞅之手，应是商鞅后学所写。学者根据各篇涉及的人物、史实、制度以及文章整体的风格特色，认为《垦令》《境内》《立本》《战法》《兵守》等篇为商鞅所着，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出商鞅思想的原貌；其余各篇虽非商鞅亲着，但思想体系仍与商鞅保持一致。因此，将《商君书》定性为商鞅及其后学的着作汇编，是较为合理的。

《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据此推断，此书在公元前233年韩非被害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淮南子》言及“商鞅之《启塞》”，司马迁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可见，汉代之时，此书仍备受重视。

《商君书》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商君》二十九篇。”有学者据此判断，这部书是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时，将商鞅及其后学的作品加以汇编而成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秦国末期，主管图书档案的史官就已将其编定成书。

无论如何，《商君书》的内容非成自一人一时，是可以确定的。这也使得此书文体杂芜，如《更法》为论辩体，《农战》《画策》《外内》是政论体，《垦令》《战法》《境内》则纯是法规条文。然而，后人要了解商鞅，特别是研究商鞅变法的历史，《商君书》仍是基本史料和必备之书。

《商君书》中体现的变法理念

如前所述，《商君书》集中体现了商鞅及其后学的变法思想，这也是后人重视此书的重要原因。

《商君书》首先解决了变法的理论支撑问题。《更法》《算地》《修权》诸篇都举尧舜禹治国方法不一，而天下皆称圣王，以古论今，说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道理。《开塞》篇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就要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不法古，不修今”也成为后世改革家常引用的名言。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商君书》中有一些概念贯穿始终，是商鞅及其后学变法思想的精髓：

首先一个概念是“壹”。“壹”就是统一、专一。“壹”在《商君书》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内涵比较丰富。如“壹赏，壹刑，壹教”（《赏刑》）是说君主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措施；“上壹而民平”（《垦令》）、“身作壹”（《农战》）是说君主要将法令贯彻始终如一；“意必壹”“民壹意”（《垦令》）是说要使民众的思想统一；“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农战》），“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赏刑》），“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是说“壹”在治国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概念是“农战”。农战就是农业与军事，《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关于农战的意义在《农战》篇中有集中论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在当时，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为此《垦令》篇中提出了二十项措施，都是意在使国内的民众全体投身开荒种地。不仅如此，《徕民》篇中还提到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邻国的民众前来务农。而军事是国家强弱的晴雨表，所谓“入其国，观其治，民用者强”，商鞅以为治兵的理想状态是“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画策》）。《兵守》篇记载，军队分为壮男、壮女、老弱三军，可见当时的秦国全民皆兵，民众平时务农，战时应征，形成农战结合的战略。此外，《战法》篇专门研究战术，《兵守》篇则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其对军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第三个概念就是“法”。“法”即法令、法律。在法家学派里商鞅尤其重视法，强调以法治国。《定分》篇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鞅提出法令的制定要以重刑轻赏为原则，用严刑驱使民众从事农战，杜绝犯罪，即所谓“以刑去刑”“以法去法”；并规定各级政府均设专司法律的官吏，负责对法律的解释和推广，如有失误或不耐心解答就治罪。商鞅认为法令的普及能够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法令的坚决执行，则能使大臣不敢枉法营私，民众不会违法乱国。

《商君书》的现代价值

作为先秦时期法家的一部重要典籍，《商君书》中有些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甚至应当予以否定，但也有一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需要我们继承和创新。

首先，《商君书》中多次强调法律、法令的重要性，比如“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不以私害法，则治”，商鞅更是提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一切依法治理的“法治”理想。虽然当时的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缘法而治”的思想对于当今来说仍然适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还是市场经济的需要，都应该实行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当然，《商君书》在强调以法治国时，过于突出刑罚的作用，特别是排斥儒家的礼义教化，斥儒家仁义道德为“六虱”，这是对“德治”的否定。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这一思想不足取，而应充分注重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控制方式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注重诚信、信用。《商君书》中提出在执法上“信赏必罚”，即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就一定要赏，该罚就一定要罚，从而取信于民，收到“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利，则奸无端”的效果。商鞅变法，徙木立信，成为变法成功的前提。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感叹：“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信”是一个国家立足的基础，也是任何事业取得成效的关键，这是古今不变之理。

第三，关注和整顿吏治。商鞅学派认为，管理民众、治理国家，重要的就是要管理好官吏，官吏的素质高低、作风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生死存亡。为此，《商君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整饬吏治的措施，如对取官途径和任官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反对任人唯亲，从源头上保障官吏队伍质量；从制度上严格划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降低他们的腐败动机；对清正廉明的官吏进行褒赏升迁，对贪官污吏进行惩处革职；“无宿治”，即官吏于当天的政务需当天完成，避免造成公务积压，等等。这些对当前加强廉政建设、依法治吏均有启发意义。

第四，突出农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商君书》中提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这是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为此，商鞅变法中采取了许多鼓励耕织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对妨碍农业生产的行为进行打击。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都不能忽视农业对于国家的基础作用。当前，重视农业，妥善处理“三农”问题，依然是发展民生的需要和关键。但“重农”的同时，商鞅还提出“抑商”，甚至用严厉的手段打击商人，这在当今尤不可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是“农、工、商”皆本，这三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当然，对于那些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百姓安危的不法奸商，则应当依法惩治。

最后，书中体现出的平等观念，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商君书·赏刑》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其意思非常明了，刑罚不论人们的等级，只要不服从国君命令、违反国家法禁、破坏国家制度的，就要受到法律的处罚，这就改变了此前“刑不上大夫”的历史，可以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滥觞。此外，《商君书·垦令》中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就是说，贵族俸禄厚，税收多，吃闲饭的人口又多，是有害农事的。国家应按照吃饭的人口数目，来收取人口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非常明显，这一法令不再使权贵一味剥削农民，贵族、富豪与农民站在了较为平等的赋税制度线上。应该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律、赋税的平等是有局限性的，但这种观点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和超越，无论处在哪种社会，追求平等始终是人类的奋斗目标。

【延伸阅读】

《商君书》名言四则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有的礼制。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赏刑》）

所说的统一刑罚，是指刑罚没有等级差别，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的，违反国家禁令的，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处以死罪，决不赦免。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农战》）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满，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这样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到迷惑。

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同“悬”）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禁使》）

飞蓬（飞旋的干枯蓬草）遇旋风而飘越千里，是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运用了悬绳测量的方法。所以凭借客观形势，即使道路遥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测出来。……善于利用客观形势的君主，不需多设官吏也会收到廉洁的效果，运用合适的方法，政事就会得到治理。

来源：《月读》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