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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朱光潜先生
2016-12-19   来源:      [ ]

邹士方


1980年9月,朱光潜在寓前 邹士方 摄

1980年9月,朱光潜在寓前  邹士方 摄

  

我与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1986年1月20日,距他逝世一个半月。

那天他正在伏案练字,朱师母告诉我,医生嘱咐,朱老的手要常活动,最好每天坚持写一些字,这对他的脑和手的恢复都会有好处的。朱老那天是用钢笔在纸上抄写《古诗文钢笔习字帖》,那是一本198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生字帖。望着朱老清癯的面庞、佝偻的身躯、爆满青筋的双手,我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我把字帖拿过来翻阅,朱老亲切地告诉我:这种帖很多,这是较好的一种。

  后来,我与他谈沈从文,我说:“您与沈老多年没见了。”他认真地更正我:“不是多年没见,是好久没见了。”

  此刻,我感觉他心境不错,就请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几个字留做纪念。他从字帖上抄录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并写了“写赠邹士方同志 朱光潜”。字迹颤抖,有的很难辨认。

  朱师母告诉我,前几天接到胡愈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朱老很悲痛,昨天一言不发,花了大半天力气才写了两句挽联。师母拿出朱老的手迹给我看,那是“以刻苦耐劳做了一世穷苦青年的榜样,以端方正直做了一代政论家的榜样”。我说:“我想把它发表在报上。但两句都是榜样,第一句可改为楷模。另外政论家改为政治家更贴切。”师母说:“随你改吧。”我又对师母说:“看来朱老比我去年冬天来好多了。”师母也说:“他现在头脑清楚了一些,同他说话,他能接上了。”

  朱老的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信件,他自1984年夏天脑血栓后读书写字都很困难,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但是每天仍收到许多来稿、来信,朱师母一丝不苟地替朱老一一回信。我随便翻起其中一封,是九江县一位同志寄来自己的稿子《陶诗审美初探》,附信说:“您是美学界的老前辈,对于陶渊明您早在约10年前就写过专门文章,学生曾通读过先生的美学文集,尤其《论陶渊明》一章,更是诵读再三。拙作如小有可取之处,应说主要得力于先生的文章影响。”

  中午我与朱老同桌共餐,家人给先生胸前围上一件旧衣权当围裙。望着这件“围裙”,我心中生出几许悲凉。先生胃口很好,他吃了几个饺子,喝了鸡汤。往日先生每餐要喝一小杯白酒,但自去年起遵医嘱已戒掉。至于烟,最近才允许抽一点。那是个星期一,他说:“星期一我家一般吃星期天的剩饭,让你赶上了,抱歉。”我说:“我也不是外人,又不止一次在您家吃饭,不必太客气!”记得吃饭前,他还没忘记招呼小外孙,问他为什么没来?家人告诉他,小外孙去小姨那儿看录像去了,他才放心。

  从北大回来后,我将朱老挽胡愈之的联语按修改后的词句发表在1月31日《人民政协报》副刊上,又将报纸寄给朱老。由于忙,春节也没有去拜望。谁料这一面竟成永诀。朱老3月6日逝世。

  4月21日我去看望朱师母。走到燕南园尽头,望见朱老屋后那一对赑屃驮石碑,那熟悉的两层小楼前绿草如茵,杂花芳郁。

  推门进去,朱师母正在用胶水粘信封。她告诉我,申奥同志写文章回忆朱老,让寄张朱老的照片,好配在文中。

  朱师母精神不好,由于悲痛显得衰老许多。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片刻。墙壁上悬挂着朱老的两张遗像,清癯劲瘦,深沉潇洒。像前插着一束紫丁香和黄色、白色的野花,清素淡雅,仙姿香韵,使人想起朱老呕心镂骨、殚精竭虑的最后日子以及他不尚豪华、朴素平易的品格。

  朱师母淡淡地说:“听说王力先生也住院了,是白血病后期。江(泽涵)先生、冯(友兰)先生也住院了。”我告诉她,冯先生这两天出院了。她继续说:“大家劝我到外面走走,串串门,一来我没这个心情,二来好几位老先生都病了,家里已经是焦头烂额,我再去,人家会不痛快。”我又说:“您可以在校园里随便走走。您不要总在悲痛之中,要慢慢习惯,保重身体。”我又说:“邓颖超同志很关心朱先生,一般她很少参加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可朱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她去了,还同您讲了不少话。我记得她对您说:‘我们做得很不够。您不要太悲痛,哭坏了眼睛。恩来逝世时,我就对自己说,不要哭,要坚强。’”师母说:“是啊,这次主要是邓大姐关心,一定让搞遗体告别的仪式。本来我们家属只想在友谊医院搞一个简单仪式就算了,没想到又在八宝山搞那么大规模的。我们起初没想把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只想在万安公墓搞一块地。我以为万安公墓在山上,他生前最喜欢开阔的景物,骨灰如果能放在山上就十分好了。后来,才知道万安公墓也是平地,骨灰不能永久保存,才没有放那儿。”

  师母激动地说:“他去世的当天中午,邓大姐的秘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赵炜亲自来这儿代表邓大姐慰问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她说,一般情况下,邓大姐不派她来,只派其他秘书,这次邓大姐十分重视。我只提出对他的一生应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别无他求。后来由西语系草拟了生平,又反复修改,征求家属意见,我只加了两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前些日子电视正播《诸葛亮》,我只觉得他的精神同诸葛亮是一样的。年岁大了,他一直做事。最后几年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耗尽了心血。他要是不译这本书,大概不会这么快去世。他到了不能看书,不能写文章的时候,自己还练字。今年春节,沈老的儿子和儿媳妇来看他,他说,春天暖和了,一定去看沈老和叶老(叶圣陶——笔者注)。”

  师母喃喃地说:“发病的前一天他还在院子里散步呢。3月5日上午他去大便,由于干燥,用力过猛,便后感觉头很昏,接着呕吐,马上送北大校医院。校医院没法治,我们要求转友谊医院。但正好赶上中午,找不到校医院的救护车。白白耗费了几个小时。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才有了车。没有医务人员护送,一路颠簸到友谊医院,已经是3点多钟。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医院尽力抢救无效,靠人工呼吸才维持到夜里,最后脑溢血去世,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师母说:“友谊医院对他很好,他过去几次住院,他们都认真护理。这次他故去后,医院许多人为他送行,院长、主治医生、护士,大家对他有感情。”我说:“朱老没什么架子,平易近人。”师母说:“他能将就,对什么也不挑剔。”

  这时世嘉姐(朱老的长女)回来了,她拿出一本剪贴报纸给我看,上面都是朱老逝世后,国内外各种报刊发表的怀念朱老的文章,其中有我的两篇。朱老的老友、台湾学者钱穆先生及朱老在台的侄女的两篇引起我的注意。师母说:“你写的两篇,世嘉他们看了,都说不错。”我说:“我是据实写来。主要是我对朱老有感情。”

  师母告诉我,北大西语系的杨周翰教授来问朱老有什么遗稿,如书信之类的,我说没有。我们过去都不注意,家属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他信寄出去也没有留底稿,别人来信也没有有意识地保存。我问:“为什么不给他派一个得力的助手?”师母说:“韩邦凯曾从西北调来帮过他一阵。后来他爱人的户口转不过来,家里孩子又多,经济困难,只好走了。”我的心里一阵难过,不想再问下去。

  又坐在那张熟悉的旧方桌前吃饭,同桌的是师母、世嘉姐和秀琛大姐夫及他们的孩子。记得每次吃饭朱老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上,现在是朱师母坐在这儿了。真巧,今天还是星期一。还有鸡汤喝,还是吃剩饭,一切一切像以前一样,而我却若有所失。大家沉默着,周围是一片寂静,只有碗筷的声音……

  春风迎面吹来,我走在燕园的小径上,翻开我那本珍贵的纪念册,春日的阳光洒在朱老颤抖而顽强的笔迹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摩挲着他的手泽,胸中涌起千般情愫。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图画:朱先生烟斗中冒出了缕缕青烟,他穆然而思,邈然远望,一头银发在斑斓的阳光中闪亮。他似乎看到了花木青葱,春蚕吐丝……他感到暖意醉人,清癯的面庞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来源:文艺报  发布时间:201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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