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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的郁达夫
2017-07-03   来源:      [ ]

余世存


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卢梭”。这个少年时代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过医科、政治学,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过大量的西方小说。1921年,二十五岁的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轰动文坛。

1922年,郁达夫回国,为生计故,他到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教过英语、统计学。其实按大学教授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生活不会成太大问题,但郁达夫很“任性”。有人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达夫也对别人说:“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至极!”

后来教文学的郁达夫也没有好好教下去,他的心性已经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了。用他的话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年,心里虽然感到非常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就上来一口气,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就这样,他从体制内一步步退到边缘。从日本回国工作,仅仅四年,他就辞去教师工作,到上海加入创造社,做起专职作家来了。


离开体制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


其实,郁达夫是知道文人命运的。1923年,二十岁出头的沈从文想“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沈从文离开湘西到北京,考大学的梦想破灭后,又做起文学立身的梦。因为学历太低,没有资历,他想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这几乎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处于绝望中的沈从文给京城的几位名作家写信,这当中就有郁达夫。郁达夫抽时间按照地址找到这个冒昧的文学青年。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他看到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作。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给了沈从文。时近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到外面吃饭。两个人在小饭馆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就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又提到这件事。后来,郁风说:“沈从文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其时郁达夫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在北大只是讲师,薪水并不高。加上时时帮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当晚,在激愤之余,他写了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他为文学青年指出上、中、下三策,“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结论就是做贼,或去革命。郁达夫劝别人在行,但这并未阻止沈从文继续文学的梦想,也未阻止他自己三年后离开体制,同样做了一个“文学青年”——虽然此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二十多岁。郁达夫和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时,刊物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二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进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以手指做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成名作家的收入其实不低,郁达夫的稿费标准是跟鲁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郁达夫辞去体制内工作后第一年的收入约两千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几万元。但他的花销太大,造成生存的压力也太大了。在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里,多处可见其对稿酬收入和家庭支出问题的在意,这些事有时令他寝食不安。他好酒,日记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听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到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两件,我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的文人心态、孩子心性、浪漫气质、质疑型人格,让他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断地陷入吃花酒、谈恋爱事件中。生计压力之大,加剧了他的敏感、神经脆弱、暴露癖和愤世嫉俗。他在日记里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为了挣钱,他写了大量的游记,以至于跋山涉水写游记成了他的职业。有一段时间,他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他曾说:“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闹米荒。”

他的生活过得不如意。他想过好,却把自己过成了民国文人中“绯闻”或“家丑”最多的人之一。他移情别恋,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爱情闹得举世皆知。但几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现实状况,王家人督促郁达夫将其所有着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予王映霞。

郁达夫答应并照办了。一年后,郁达夫迁往杭州。朋友们或者摇头,或者劝阻。鲁迅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郁达夫的“任性”让人见识了一个文人的品性。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风雨茅庐”,有三间住屋、两间书房,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据说这笔钱是一个小他很多的女学生提供的。郁达夫在此屋内仅住过三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房契上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跟王映霞热恋时,郁达夫把他们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把跟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做了详细记载。但“风雨茅庐”建成后第二年,即1938年,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郁达夫谨启。”

郁达夫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无论多么深思熟虑,都是感性的、孩子气的。同样感性的弘一法师曾对郁达夫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郁达夫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孩子气。有一次,他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结账的时候,他竟然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店员。他的说辞是:“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还有一次,郁达夫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踏。房东老太太看了,说他真是发神经了。


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他终于顶不住生存压力,而想到体制内求职时,机会已经很少了。1935年夏,郁达夫拟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由阻止了对他的聘任。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看中郁达夫的才华,想重用他,招他去面谈。结果陈仪大失所望,他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认为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我们今天看郁达夫,虽然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的文字仍给我们真、善、美的享受。他的关怀较少在世俗层面,他铸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极致之境。他的个性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仍是我们的高标。如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因怀疑革命投机者而被攻击。国共决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到“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但“革命意志衰退”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今天看到,郁达夫贡献的文化遗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来源:《读者》2017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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