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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帖》里的苏东坡,参透了生命的无常
2017-09-12   来源:      [ ]

祝勇


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制订规则的人,不是遵从规则的人。



公元1082年四月初四,黄州的那场雨,是一场进入书法史的雨。

诗人对雨往往格外敏感,这不仅因为雨本身就有奇幻性和音乐性,还因为雨把许多原本在一起的事物分开了,让人与人、人与事物拉开了距离。所以,当一个诗人面对烟雨迷茫,他一方面会惊叹于世界的宽大背景,另一方面又会感到脆弱和孤独。我的朋友张锐锋说:“雨使人观察事物有了一个伤心的捷径。”一个真正的诗人,绝不会对雨无动于衷。多年前我翻开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看到的一场南美洲的豪雨,自合恩角到边疆的天空,像是从南极泼洒下来的瀑布。聂鲁达说:“我就在这样的边疆——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

四月初四这天是寒食节,在唐宋,一年的节气中,人们最重视寒食与重阳,不像我们今天,重视端阳与中秋。像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寒食节也是一个与历史相联的日子,这个日子,会让许多文人士子萌生思古之幽情。更何况,公元1082年的寒食节,有雨。

在唐代,颜真卿曾写下一纸《寒食帖》:

天气殊未佳,

汝定成行否?

寒食只数日间,

得且住,为佳耳。

这碑帖,苏东坡想必是见过的,颜字的肆意挥洒,也一定让苏东坡心怀感动。不知道苏东坡的《寒食帖》,与记忆中那幅古老的《寒食帖》是否有关系。



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场机构改革浪潮正在大宋王朝如火如荼地展开。朝廷试图以此扭转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的现象。至元丰五年,大宋朝廷已经仿照唐六典所载官制,颁三省、枢密院、六曹条制,任命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实行了新官制,史称“元丰改制”。

借着朝廷改革的东风,蔡确被宋神宗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右丞相,也就是次相,王珪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左丞相,也就是首相。

朝廷的新班子虽已尘埃落定,但宋神宗似乎并不满意,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事务的热衷,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大宋政治前台,事无巨细,都由他亲自拍板。他以“手诏”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存在感,以帝王的强势政治回应文官们的制衡。而王珪和蔡确两位宰相,主要工作只是传达和贯彻皇帝的指示精神。王珪戏称自己为“三旨宰相”,意思是上殿“取圣旨”,皇帝下指示之后“领圣旨”,退朝后对禀事者说“已得圣旨”。宋神宗从不把这两位宰相放在眼里,认为他们只要做到平庸就足够了,有没有才能无所谓,因为自信他自己是帝国最卓越的领导人。他不止一次地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处罚他们,每次受罚都要求他们到宫门谢罪,以此来羞辱他们。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这样的先例,还不曾见过。

这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变化,都与苏东坡无关。那时的他,没有文件可看,没有奏折可写,也不用去受皇帝的窝囊气,他的眼里,只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他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具体的、细微的。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一场雨下了很久。西风一枕,梦里衾寒,苏东坡在宿醉中醒来,凝望着窗外颤抖的雨丝,突然间有了写字的冲动,拿起笔,伏在案头,写下了今天我们最熟悉的行书——《寒食帖》。

九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台北故宫,我们读出他的字迹:

自我来黄州,

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

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

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

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

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

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

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

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

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

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

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

死灰吹不起。

每年都惋惜着春天残落,却无奈春光离去,并不需要人的悼惜。今年的春雨绵绵不绝,接连两个月如同秋天萧瑟的春寒,令人心生郁闷。在愁卧中听说海棠花谢了,雨后凋落的花瓣落在污泥上,显得残红狼藉。美丽的花在雨中凋谢,就像是被有力者在半夜背负而去,叫人无计可施。这和患病的少年,病后起来头发已经衰白,又有什么区别呢?

春天江水高涨,就要浸入门内,雨势没有停止的迹象,小屋子像一叶渔舟,漂流在苍茫烟水中。厨房里空荡荡的,只好煮些蔬菜,在破灶里用湿芦苇烧着。山中无日月,时间早就被遗忘了,对于寒食节的到来,更恍然无知,直看到乌鸦衔着坟间烧剩的纸灰,悄然飞过,才想到今天是寒食节。想回去报效朝廷,无奈朝廷门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即;想回故乡,祖坟却远隔万里;或者,像阮籍那样,作途穷之哭,但却心如死灰,不能复燃。

人间一世,如花开一季。春去春回花开花落的记忆,季季相类,宛如老树年轮,于无知觉处静静叠加。唯在某一动念间,那些似曾相识的亘古哀愁,借由特别场景或辞章,暗夜潮水般奔波袭来,猝不及防。灵犀触动时,心,遂痛到不能自已。

看海棠花凋谢,坠落泥污之中,苏东坡把一个流放诗人的沮丧与憔悴写到了极致。



这纸《寒食帖》,诗意苦涩,虽也苍劲沉郁、幽咽回旋,但放在苏东坡三千多首诗词中,算不上是杰作。然而作为书法作品,那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却力透纸背,使它成为千古名作。

这张帖,乍看上去,字型并不漂亮,很随意,但随意,正是苏东坡书法的特点。

通篇看去,《寒食帖》起伏跌宕,错落多姿,一气呵成,迅疾而稳健。苏东坡将诗句中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连,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我们细看,“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两句中的“花”与“泥”两字,是彼此牵动,一气呵成的。而由美艳的“花”转入泥土,正映照着苏东坡由高贵转入卑微的生命历程。眼前的海棠花,红如胭脂,白如雪,让苏东坡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春风得意,但转眼之间,风雨忽至,把鲜花打入泥土。而在此时的苏东坡看来,那泥土也不再肮脏和卑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变成泥土,再变成养分,去滋养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貌似朴素的泥土,也是不凡的。从这两句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内心已经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走向宽阔与平静。

饱经忧患的苏东坡,在46岁上忽然了悟——艺术之美的极境,竟是纷华剥蚀净尽以后,那毫无伪饰的一个赤裸裸的自己。艺术之难,不是难在技巧,而是难在不粉饰,不卖弄,难在能够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处境。在苏东坡这里,中国书法与强调法度的唐代书法绝然两途。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是后人对唐宋书法风格的总结。蒋勋先生在《汉字书法之美》中说:“‘楷书’的‘楷’,本来就有‘楷模’‘典范’的意思,欧阳询的《九成宫》更是‘楷模’中的‘楷模’。家家户户,所有幼儿习字,大多都从《九成宫》开始入手,学习结构的规矩,学习横平竖直的谨严。”

然而需要指明的是,唐代以前使用“楷书”一词,并不是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楷书一体,而是指所有写得规矩、整齐的字。比如汉隶规矩方正,也被称作“楷书”,也可以成为“楷模”,只是后来为了避免混淆,把汉隶称为“古隶”,把今天所说的“楷书”称为“今隶”而已。六朝至唐,又把“古隶”(今天所说的“隶书”)和“今隶”(今天所说的“楷书”)分别称作“真书”和“正书”。到了苏东坡的时代,人们更多地使用“正书”一词,而很少说“楷书”。宋徽宗编《宣和书谱》,仍然使用“正书”一词。

但不论怎样,唐代强调法度是不错的。“楷”是一个形容词,指的就是法度、典范、约束。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蒋勋先生把初唐的欧阳询当作这种法度的代表,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正书中兼有隶书的笔意。碑文用笔方整,字画匀称,中宫收缩,外展逶迤,高华浑朴,法度森严,一点一划都成为后世模范。蒋勋说:“欧阳询书法森严法度中的规矩,建立在一丝不苟的理性中。严格的中轴线,严格的起笔与收笔,严格的横平与竖直。”这很像唐诗中对格律与平仄的追求,规则清晰而严格,纪律性十足。

所以,“欧阳询的墨迹本特别看得出笔势夹紧的张力,而他每一笔到结尾,笔锋都没有丝毫随意,不向外放,却常向内收。看来潇洒的字形,细看时却笔笔都是控制中的线条,没有王羲之的自在随兴、云淡风轻”。

这样拘谨的理性,在张旭的狂草中固然得到了释放,但它的叛逆色彩强烈,反而显得夸张。不过张旭、颜真卿草书的飞转流动,虚实变幻,依旧是一种大美,与大唐王朝的汪洋恣肆相匹配。

唐代的这份执守与叛逆,在宋代都化解了。艺术由唐入宋,迎来了一场突变。在绘画上,浓得化不开的色彩,被山水清音稀释,变得恬淡平远;文学上,节奏错落的词取代了规整严格的诗,让文学有了更强的音乐性;书法上,平淡随意、素净空灵的手札书简,取代了楷书纪念碑般的端正庄严。

端详《寒食帖》,我发现它并不像唐代书法,无论楷书草书,都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力量,它却有些近乎平淡,但它经得起反复看。《寒食帖》里,苏东坡的个性,挥洒得那么酣畅淋漓,无拘无束。

苏东坡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快也。”

即使写错字,他也并不在意。“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这里他写错了一个字,就点上四点,告诉大家,写错字了。

他既随性,又严正,有人来求字,他常一字不赐,后来在元佑年间返京,在礼部任职,兴之所至,见到案上有纸,不论精粗,随手成书。还说他好酒,又酒力不逮,常常几龠之后,就已烂醉,不与人打个招呼,就酣然入睡,鼻鼾如雷。没过多久,他会醒来,落笔如风雨,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面对世人的讥讽,黄庭坚曾为他打抱不平:

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芋芋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

意思是说,当今那些凡夫俗子们讥讽苏东坡的字,用书写官方文件的所谓规范来要求他,他们只知道笔墨有法,却哪里知道法由人立,有法而无法,方是大智慧之所在。所谓“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不过文章之一法而已,岂能束缚像苏东坡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以此来责备苏东坡的书法,不是苏东坡的耻辱,而是他们的无知。

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制订规则的人,不是遵从规则的人。

当然这规则,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精神根基。

在《寒食帖》里,苏东坡宣示着自己的规则。比如“但见乌衔纸”的那个“纸”字,“氏”下的“巾”字,竖笔拉得很长,仿佛音乐中突然拉长的音符,或者一声幽长的叹息,这显然受到颜体字横轻竖重的影响,但苏东坡表现得那么随性夸张,毫无顾忌。

但在那叹息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风雨里的平静面孔。

这样的困厄中的平静,曾让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深感惊愕。他在《宋诗概论》里说,正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代艺术家,改变了唐诗中的悲观色彩,创造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

这字,不是为纪念碑而写的,不见伟大的野心,却正因这份兴之所至、文心剔透而伟大。

在苏东坡看来,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在季节的无常里,体验着命运的无常。

只有参透这份无常,生命才能更持久、更坚韧。


来源:《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 着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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