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任教清华前后，胡适对陈寅恪有无评价呢？目前从胡适日记中似乎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至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很晚，那是在1929年梁启超逝世之时。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惠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在这种场合，两人是否有交谈不能肯定，但出于礼貌的打招呼应该会有，毕竟两人对于对方都是早就熟悉。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日，正是陈寅恪在哈佛求学之时，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对这一运动的非议之词。他们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主义学说，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吴宓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当然陈寅恪对胡、陈的主张不赞同，并不等于他对胡适个人有多么反感。相反，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说“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所指就是胡适推荐王国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事，其实是陈寅恪对胡适这一行为表示称赞。后来，两人的交往就逐渐多起来。1928年陈寅恪将其新着《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寄给胡适，后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附记中说明“他（陈寅恪）举的证据都很可贵，故我摘录此跋的后半，作为本章的附录。”

　　1929年5月20日，胡适又有一信写给陈寅恪：“承寄示大作，感谢之至。前两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赞一辞。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至。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判教之说不起于天台，诚如尊论……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饮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此处胡适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单说胡适建议陈寅恪写文章时注意标点符号，即可与之后其日记中说陈寅恪不会用标点之文字相互对应，说明胡适对此点确实极为重视，而陈寅恪也确实有些“不够重视”罢。但陈寅恪之后似乎并无怎么改正，这只能说明他有他的想法而已。

　　不过，陈寅恪回国之后那个时期胡适虽然没有正面肯定其学术研究的文字发表，同样也没有任何批评文字。与此差不多的是另一位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那就是鲁迅。对于吴宓、梅光迪及其《学衡》，胡适和鲁迅都曾写文章给予讽刺批判，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遗老遗少”放过不提，相反鲁迅还称赞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国学”，这态度其实有些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遗少”情结可能和他与陈衡恪的友谊有关的话，则胡适对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其实是首先看重其学问然后才是所谓的“政治态度”罢。陈寅恪姑且不论，在日记中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就极为佩服。1917年胡适回国后即认为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还在日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看来为名人加标点或者提醒名人注意标点，还真是胡适的一个情结。也是在这一年8月，胡适又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也正因为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敬佩，才会有后来的向清华国学院大力推荐之举动。

　　说来说去，尽管陈寅恪的学问在刚到清华任教时尚未为世人真正认同，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者且也能潜心学术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而来自方方面面的甚至来自文化理念截然对立之双方的一致好评，诸如对陈寅恪的“读书很多”“很有学问”以及是“世家子弟”“名人之后”等等评价，其实就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中，无形中抬高了陈寅恪的声望。而且，无论新文化提倡者还是旧文化维护者，五四之后在复兴国学或“整理国故”这一点上竟然态度一致，这样的学术氛围才致使陈寅恪的任教清华，虽然遭到一些怀疑和挫折，但最终还是得以实现，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聚集所出现的国学院鼎盛阶段也得以呈现，实乃中国现代学术之幸事也。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7年7月19日